Deloitte德勤发布了《警钟为谁而鸣?国内外金融机构危机历史教训》

德勤:警钟为谁而鸣?国内外金融机构危机历史教训-今日报告

目录
警钟为谁而鸣?——国内外金融机构危机历史教训…1
“生前遗嘱”的提出与国内外监管发展…3
制定“生前遗嘱”裨益良多…6
“生前遗嘱”编制工作的困难与挑战…10
德勤“生前遗嘱”解决方案及资质…12

德勤:警钟为谁而鸣?国内外金融机构危机历史教训-今日报告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形势的不断下行,银行的利差不断收窄而不良却节节攀升。眼见各大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回落甚至跌破零,央行副行长张涛更是语出惊人地指出:“什么是稳定的金融秩序?不是保护金融行业的每一个机构都不失败,都不出任何风险;而是对出现经营风险、或者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要允许它们破产,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
时间行至2015年4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存款保险条例》,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针对国内商业银行谈“破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家对于政府出手“救援”早已习以为常,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破产仿佛仍然只是欧美国家所面临的难题。但在《存款保险条例》出台之后,宣告允许银行破产的时代即将到来,市场化经营的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这种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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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为谁而鸣?——国内外金融机构危机历史教训
巴林陨落:被年轻交易员摧毁的皇家银行
1995年2月24日,日本股市加速暴跌,远隔重洋的英国巴林银行也随之彻底跌入了深渊。由于其下属新加坡期货公司持有的巨额杠杆期货合约,累计损失攀升至9.27亿英镑,远超当时整个巴林集团的资本额。27日,英国央行正式宣布了巴林银行的倒闭。自1992年起,年仅28岁的交易员尼克·里森开始使用未经授权的秘密账户来掩盖其它交易中发生的损失,同时大量进行衍生品合约操作,但随着1995年阪神大地震爆发,日经指数一泄如注,里森投资的几种衍生品同时遭到重创,违规账户累积的损失终于无法再被掩盖和填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将整个巴林银行击垮。
破产次日,英国财政大臣组织发起成立了专门针对这一事件的银行监管委员会(Board of Banking Supervision),从专业角度对巴林银行的倒闭展开调查。同年7月,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布《巴林银行破产调查报告》,报告结论颠覆了对于巴林“从事衍生品交易玩火自焚”的认识,大量事实表明,倒闭前夕巴林银行的业务结构乃至交易的产品都并没有复杂到难以接受的程度,它真正的问题在于“衡量、监督和管理风险的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报告还特别指出,尽管巴林在风险管理和内控上沉疴难返,灭顶之灾的到来却远比外界想象的还要更为迅速--一直到1995年2月初,巴林若能及时采取措施尚有回天之力--事实上,最终总计损失中高达四分之一的数额,都发生在同一天之内。巴林银行的覆灭并不是如同阪神地震那样的“黑天鹅事件”,也绝非一个普通交易员的一时疏忽或贪婪所能掀起的轩然大波。这令银行监管委员会意识到,仅仅依靠定期统计报表无法充分实现有效的风险监测与预警,银行需要的是从更为深入的方法论层面去重新审视、识别、衡量风险,事前准备并设计应对可能发生危机的整个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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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倒闭: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
巴林银行的惨痛教训似乎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警示作用,十三年后的2008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原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同样在举世震惊之中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同的是这一次,全世界都被卷进了“大而倒塌”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之中。
相比巴林银行突如其来的垮台,雷曼兄弟在倒闭之前经历了一个不算短暂的试图恢复的过程。自从2007年中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雷曼便渐渐陷入了累卵之危,而直到次年3月,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低价收购,雷曼才开始放弃此前的“逆周期发展战略",寻求融资自救。然而,与房地产次级债券相关的巨额有毒资产,以及始终不肯放松的高价要求,使得包括巴菲特、多家海内外银行在内的投资者们望而却步。在这一过程中,雷曼的行动可谓毫无章法--当2008年中报和第3季度财务报告分别揭示出高达28亿和39亿美元的账面亏损过后,雷曼依然没有公布系统、明确的“恢复”计划,残存的市场信心被彻底耗尽。最终,由于美国政府在最后时刻仍拒绝提供担保或救助,陷入绝境的董事会通过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决议,这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破产案由此开始。
出于恢复过程中的教训,破产前一个月,雷曼上层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提前准备破产计划的必要性,然而首席法务官却以计划一旦泄露便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由,拒绝了提前雇佣专业顾问机构的提议。直到雷曼最终申请破产保护,都没有制定任何的危机管理计划。这也直接导致雷曼的破产处置过程绵延数年且成本不菲,给股东、债权人以至纳税人都造成了大量无谓损失。
失败的恢复行动,混乱而代价惨重的破产处置,更引发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其影响余威持续至今。雷曼兄弟的陨落极大地动摇了既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它也直接促成了“生前遗嘱”等一系列审慎监管要求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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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遗嘱”的提出与国内外监管发展
剑指“大而不倒”:系统重要性监管滥觞
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巨大的负外部性与道德风险引起了广泛关注。一直以来,正是由于金融巨擘们倚恃“大而不能倒”的傲慢态度,直接导致了对风险预警与应急准备的极端忽视。尽管事前已经有过无数信号表明公司可能正面临颠覆危机的关头,却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金融组织以及美英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其中被广泛认可的“生前遗嘱(LivingWills)”设想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得到了正面评价。同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上,FSB首次正式提出“恢复与处置计划(RRP)”的概念,系统性地发展了“生前遗嘱”的设想。其主旨是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必须预先制定有效的恢复与处置计划,明确其危机处置的损失分摊机制,确保所有金融机构均可被处置,破产成本由金融机构而非一般纳税人承担;同时,在处置过程中,建立起股东和债权人之间有序的损失吸收机制,将破产影响降低到最小,避免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影响到宏观金融稳定。
2010年10月底至11月初,FSB相继出台《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SIFI监管的强度与有效性》两份文件,提出了一整套针对G-SIFIs的监管框架以及建议的执行时间表,其中便包括“将制定国际性的恢复与处置计划作为对G-SIFIs的强制要求”。2011年10月,FSB发布《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的关键特征》报告,对完善的处置机制做出了详细规定。同年起,FSB于每年11月公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要求列入名单的金融机构必须在次年年底前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同时,FSB还开展了对相关国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的评估,并将恢复与处置计划的制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点内容,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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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B对其所属国监管机构的最终评估。这使得恢复与处置计划不达标的银行在风险与资本管理、数据整合能力以及内部治理等领域势必面临更为严峻的监管要求。
2014年11月,FSB就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国际标准公布新监管政策草案,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TLAC至少要相当于风险加权资产的16%至20%,且在TLAC之上仍保留2.5%的储备资本和1-2.5%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这使得上述比率可能高达19.5%至25%,是Basel III资本充足率要求的2倍甚至更多。在TLAC框架下,不同银行将适用差异化的资本缓冲要求,具体将取决于银行规模、系统重要性等综合评估。恢复与处置计划作为考察银行吸损能力建设和可处置性能力的重要依据,未来很可能成为监管机构设定各行资本充足水平线的关键参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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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旧有观念:国内监管积极响应
作为G20重要成员国,中国紧随国际监管改革步伐。在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分别于2014年6月和2016年4月颁布恢复计划与处置计划的监管政策手册,对于“生前遗嘱”的主要内容、具体制定要求与工作模式等进行了规定。在大陆地区,2011年7月,银监会针对FSB制定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政策建议及时间表》进行公开征求反馈意见。同年11月,在FSB公布的首批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单中,中国银行赫然在列,成为国内第一家被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金融机构。其后几年间,随着平安保险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相继入选全球重要性金融机构,同时越来越多国内金融机构也在“走出去”过程中实际“遭遇”到恢复与处置计划的要求,国内也加快了对于相关监管措施的推进。
2014年1月,银监会正式下发《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披露指引》,要求满足一定条件的银行需每年披露12个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其中包括上一年度被巴塞尔委员会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商业银行和上一年年末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为1.6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商业银行。同年3月,银监会要求国内首批5家申请设立的民营银行制定“生前遗嘱”,并以此作为开展试点的重要原则和前提条件之一。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从制度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于银行的“隐性担保”,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提上了台面。2016年3月,保监会就《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征求意见,并于8月发布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而同年9月,银监会也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明确提及,银行在日常风险管理及应急计划之外,还应“根据风险状况和系统重要性,制定并定期更新完善本机构的恢复计划”。可以预见,正式版的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相关监管标准已然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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